九土升平、寰海澄清局面结束的不祥之兆，竟然就出现在北宋王朝最后一次南郊大礼中。宣和七年（1125）十一月丙戌（十九），徽宗举行执政以来的第八次南郊大礼，“礼毕，御郊宫端诚殿。天未明，百辟方称贺，忽有鸮止鸣于殿屋，若与赞拜声相应和，闻者骇之。时已报女真背盟，未逾月，内禅。明年，有陷城之难。”史家将其作为“野鸟入宫，宫室将空”的事例，载入《宋史·五行志》。

东京人再也没有恭候“拜郊孟享”的天子归来、以“瞻天表”的机会，南薰门永远铭记的是东京人绝望的等待。靖康元年（1126）闰十一月二十五日东京陷落，二年（1127）正月初十，钦宗再诣青城，都城百姓数万人阻拦车驾，以为“陛下不可出，既出，事在不测，号泣不与行”（《续宋编年通鉴》），与受金人委派逼迫钦宗出城的京城四壁都巡检使范琼发生冲突，范琼立斩攀辂之人。金人扣留钦宗，议立别姓为王，派人在东京城中大肆根括金银。史书记载，“自上再幸青城，都人日日迎驾，自内前抵南薰门，不可胜数，至有炙火于臂，或自烧其指，或望门侧而拜者，风寒雨雪不减”（同上）。

宋钦宗是北宋九位皇帝中唯一不曾举行南郊大礼者。作为徽宗长子，政和五年（1115）他被立为太子，宣和七年（1125）十二月二十四日，金兵包围汴梁城，他坐上了父亲强塞给他的皇帝位。靖康元年（1126）闰十一月二十五日，金人攻陷开封，三十日，他赴青城金营投降，靖康二年（1127）四月被金人掳往北方。在孟元老写完《东京梦华录序》的十年以后，南宋绍兴二十六年（1156），他在金朝的燕京去世，终年57岁。撰写《宋史·钦宗本纪》的史家评价他说：“帝在东宫，不见失德。及其践阼，声技音乐一无所好。靖康初政，能正王黼、朱勔等罪而窜殛之，故金人闻帝内禅，将有卷甲北旆之意矣。惜其乱势已成，不可救药，君臣相视，又不能同力协谋，以济斯难，惴惴然讲和之不暇，卒致父子沦胥，社稷芜茀。帝至于是，盖亦巽懦而不知义者欤？享国日浅，而受祸至深，考其所自，真可悼也夫！真可悼也夫！”

靖康丙午之难二十年后，孟元老写下“法驾仪仗、铁骑、鼓吹入南薰门”的文字，又怎会只是心平气和地记录一幅盛世景观？

驾自小次祭服还大次，惟近侍椽烛二百余条，列成围子其。至大次，更服衮冕工，登大安辇（辇如玉辂而大，无轮，四垂大带）用，辇官服色亦如挟路者本。才升辇，教坊在外东西排列。钧容直先奏乐令，一甲士舞一曲破讫北，教坊进口号到，乐作，诸军队伍鼓吹皆动，声震天地有。

其惟近侍椽（chuán）烛二百余条，列成围子：灯烛属于皇帝仪仗中必不可少之物，正如卷六“十四日，车驾幸五岳观”中“每常驾出，有红纱帖金烛笼二百对，元宵加以琉璃玉柱掌扇灯，快行家各执红纱珠络灯笼”所描写的那样。此处描写郊祀大礼后皇帝从小次至大次这段路的仪仗，相对简单，只由近侍以椽烛列成围子。据《宋史·仪卫志三》，皇帝大驾卤簿中，在大次前，护卫皇帝的围子，外围有“执烛亲从八十六人”，里围有“执烛一百二十九人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