除了这首有孟昶一半著作权的《玉楼春》，孟昶还有另外一首词，而这首词同样和另一位名人打起了笔墨官司，这一次，孟昶的“对手”变成了李煜。这首词就是名气远在《玉楼春》之上的《乌夜啼》：

“无言独上西楼，月如钩。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。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是离愁。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。”

《乌夜啼》，有些词书也称为《相见欢》，如《词林纪事》。

南宋人杨湜在《古今词话》中认为此词是孟后主所作，而非李后主。近代词评家赵万里在重新校理《词话》时认为：“南词本《南唐二主词》无之（此词），杨湜谓为孟昶作，殆必有据。”吴任臣在《十国春秋》称赞孟昶“昶亦工声曲，有《相见欢》词”。学术界普遍认为这首词是李煜所作，但也没有完全排除作者是孟昶的可能性。

如果要论才情，孟昶稍不如李煜心思灵透，但也是一代“可人”，明人杨慎认为孟昶“小词尤工”。李煜词作千古流芳，孟昶自不能及，但有一点，李煜是比不上孟昶的，就是南唐词的整体创作不如孟昶治下的后蜀。

南唐词能称雄者，只有冯延巳与李璟、李煜父子三人，而后蜀除了冒出欧阳炯、毛文锡、毛熙震、鹿虔扆、阎选、顾琼等优秀词人，还编撰了中国词史上的开山集作——大名鼎鼎的《花间集》。

花间词派是一个文学史的空间概念，并非一地一时所作。因为这一派词作多婉雅可爱，多述及爱恨离愁，故称为“花间派”。花间词最早可上溯到多由社会下层创作的敦煌曲子词，传至花间派大鼻祖温庭筠始发扬光大，而到了韦庄后，花间词派则相对成了一个地域概念，即多集中在西蜀。而《花间集》中不属蜀地词人的，只有五代和凝与荆南孙光宪。

《花间集》是后蜀赵崇祚编撰，共十卷，收录了从唐文宗开成元年（836年）至晋高祖天福五年（940年）一百年间，以温庭筠为首的十八位词作家的共五百首倚声之作。《花间集》的问世，意味着词这一新颖的艺术形式正式走向宏大的历史文学舞台，后人尊《花间集》为“长短句（词）之宗”。

词，往往被称为宋词，其实这只是因为词在宋朝达到极盛，但词的源头却是在晚唐，在五代十国快速发展，这才有了宋朝的极盛。而溯其本源，孟昶在中国词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能抹杀的，因为《花间集》的编撰，是在孟昶支持下完成的。而赵崇祚，则是孟昶“恩叔”赵廷隐的长子。

作为词祖的《花间集》永远无法摆脱明显的后蜀印迹，甚至《花间集》序，也是后蜀大臣欧阳炯所写，时间是后蜀广政三年（940年）四月。作为回报，赵崇祚在《花间集》中也收录了欧阳炯的十三首词。完全可以说，没有孟昶，《花间集》的问世并流广千年是不可想象的。不仅《花间集》有孟昶的开拓之功，甚至中国人传统的春联，其实也是孟昶首创。张唐英在《蜀梼杌》中记载了这副春联，即著名的“新年纳余庆，嘉节号长春”。

除了诗词对联，孟昶还曾在广政四年（941年），下诏编《古今韵会》五百卷，只可惜这部书在清朝时就已散佚无存了。

后蜀定都成都，而成都别称锦城，以盛产蜀锦而闻名天下，但成都还有一个别称——蓉城，则完全是孟昶之功。

孟昶喜爱芙蓉花，广政十三年（950年）九月，孟昶下令在成都城墙中尽栽芙蓉花，然后用锦帛搭成棚，护住芙蓉花。等到芙蓉花灿烂盛开时，“望之皆如锦绣”。孟昶骄傲地告诉群臣：“自古以蜀为锦城，今日观之，真锦城也。”

孟昶拥着他心爱的花蕊夫人，站在成都城头上的芙蓉丛中，含笑看着城下欢呼的百姓。其实也是从这一刻起，孟昶的人生开始发生逆转。

早期的孟昶完全是一副明君做派，治国有功，百姓爱戴。但到了中年后，因为天下太平无事，蜀中安居富贵，孟昶也慢慢失去了早年的励精图治，学会了享受人生，孟昶甚至用金银珠宝来装饰自己的尿盆。皇帝成了臭鸡蛋，小人立刻像绿头苍蝇一样死死叮，孟昶身边多了一些马屁精，最有名的就是那个自称诸葛亮再世的王昭远。

其实不仅是王昭远自比诸葛亮，连孟昶也认为王昭远是诸葛亮再世，甚至还打算让王昭远北伐中原，完成诸葛亮未竟的北伐事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