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．认为《老子》就是老子本人所作，这是传统的观点；

2．认为《老子》的思想基本上是老子本人的，但他仅是口述，《老子》一书则是由他的弟子们记录整理下来的；

3．《老子》的作者不是老子，而是战国时期的太史儋；

4．《老子》一书成于秦汉之间，甚至晚至西汉文景之间才出现。持以上各种观点的学者也均提出各自的依据而长期争执不下。1963年华人学者陈荣捷在其《老子之道》一书中说：

在中国现代历史上，似乎没有哪一场论战比围绕老子其人其书的争论持续的时间更长，参与的学者更多。这场数十位学者为之摇旗呐喊的讨论绵延了四十年，催生洋洋洒洒近五十万字的论作。至今，无论在中国，还是在西方，这场论辩仍在继续。（印地安纳波利斯：鲍勃斯—麦瑞尔出版公司，1963年版）

幸运的是，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解决争端的机遇。1973年底，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大批简帛古书，其中有帛书《老子》甲、乙本，这两种文本保存良好，其内容、文字与传世本相比并无根本区别，只是《德经》置于前而《道经》置于后。墓葬时间为公元前168年4月。鉴于甲种本未避汉高祖刘邦讳，可以断定此抄本抄于刘邦即位之前，而乙种本避“邦”字讳而未避惠帝的“盈”字与文帝的“恒”字讳，可知其抄于刘邦在位之时。由此可知，在汉之前《老子》已经成书。1993年，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又出土了《老子》竹简甲、乙、丙三组。这三组简共存有文字2046字，约为今传世本的五分之二，其内容分别见于传世本《老子》八十一章中的三十一章。据碳—14测定，墓葬时间约为公元前300年左右，则《老子》竹简应早于此时。2009年，北京大学又入藏了一批汉武帝前期的竹简，其中有比较完整的《老子》竹书，从抄本避汉高祖刘邦讳而不避惠帝刘盈讳的情况看，它与帛书乙本抄写时间大致相同，即抄写于汉高祖时期。更让人惊喜的是，简书保存良好，有完整和接近完整的竹简221枚，还有残简10枚。竹书也分为上下两篇，共七十七章，《道经》在后而《德经》在前。经整理后的统计，全书正文现存5200百字，有重文114字。据推测，原书正文应为5265字。所阙文字中有不少可据上下文补入，实际影响到文意理解的阙字不足百分之一。因此，这是出土的四种《老子》版本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种。从上个世纪70年代至今，仅在不到四十年时间，我们便先后读到两千多年前的四种《老子》简帛古书，是何其幸运！由这几种出土的《老子》抄本可以推知，《老子》应成书于战国中期之前。

由于郭店楚简的文字仅为传世本的五分之二，因此目前学术界有两种看法，一种认为，这三种简应当是墓主人从八十一章里摘录出来的部分，不代表当时仅有三十一章；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，《老子》一书的内容历经由少到多、由简到繁的过程。因此，这三十一章正是早期《老子》的内容，其他部分为战国时期道家的传人所增补。

我们认为，如郭沫若所说，《道德经》是战国时期楚国人（他认为是环渊，即关尹），“根据老聃的遗说，用赞颂式的体裁，加以‘发明’，把它整理出来了的”。这一说法可能差近事实。春秋时期，多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教授学生，学生将老师的话记录下来整理成书，《论语》便是如此。《老子》中多有楚地语词，所以郭沫若认为是楚国弟子整理的，虽无实证，却有一定的合理性，至于是否一定为关尹（环渊），则另作别论（《十批判书·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》，人民出版社1954年6月版，第175页）。

（三）《老子》的主要内容